谁代表人民根本利益我就选择谁——谈周恩来的忠诚

      忠于组织。他衷心拥护党的领袖，自觉维护党的团结，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无论受到多大委屈，都与党不离不弃。
      中国共产党能夺得天下，靠的是党组织的力量，而不是每个党员的“独立”“个性”。周恩来认为，为人民谋幸福，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只有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成功。他从入党的那一天起，就决定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他衷心拥护党的领袖，自觉维护党的团结，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无论受到多大委屈，都与党不离不弃，为党的发展壮大奋斗了终身。
      衷心拥护党的领袖。在一个组织的领导层中，作为副手处理好与第一把手的关系，做到政通人和，步调一致，对于自己获得良好的工作环境、建树功绩，荣辱升迁和组织的建设，事业的成败都有重要的影响。周恩来在处理好个人与党的领袖关系上达到了很高超的艺术水平。       立党为公，心甘情愿当配角。周恩来认为，工作中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被领导者就要主动服从领导者，做好工作。在中共历史上的首批党员中，周恩来是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较早，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达47年之久。但他立党为公，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一切从党的事业出发，从来不谋求最高领导的地位，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而是把自己摆在辅佐党的核心领导人的位置上，主动当配角，忠心耿耿、踏踏实实地完成党赋予自己的任务。周恩来把自己比作汉朝的名相萧何、张良、诸葛亮。1940年5月，周恩来在从延安去重庆的路上，经宝鸡、凤县到苗台子镇时，他专门带随行人员参观张良庙。周恩来给随行人员详细讲了张良、萧何辅助刘邦兴汉的历史，而后说：“张良、萧何都是有很大的本领，没有他们兴不了汉。他们知道这一点，刘邦也知道这一点。同时他们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过人的长处，也知道自己的短处。张良和萧何都不是帅才，张良给刘邦说太公兵法，刘邦一听就明，常用其策。张良给别人讲就不灵，所以张良说‘沛公殆天授’！跟着刘邦不走了。他就懂得，跟别人发挥不了他的才能智慧，只有跟着刘邦才能得到发挥，相辅相成，成就一番大事业。从古推至今，中国的历史，总是少不了张良、萧何这样的英雄人物。今后也需要这样的人。”在路经成都时，他们在春熙路成都旅馆住了三天。成都名胜古迹很多，周恩来只带大家去看了诸葛亮的武侯祠。他从“隆中对”讲到“出师表”，说诸葛亮有思想，出山前就料定三分天下，并制订了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计划，最可贵的是，他为此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共产党人现在要比他做得好，我们在全国执政后要做得更比他好。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多次坦率地讲：“我不是帅才。”在一次涉及人事分工的会议上，毛泽东望着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来怎么样?”周恩来摆手：“不行不行，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不是帅才。我理理家可以，做不了帅……”董必武点头，慢条斯理地说：“总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好的大管家。”从1927年周恩来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后，他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王明、博古搭过班子。遵义会议前，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和名望明显高于毛泽东。周恩来到了中央根据地后，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而毛泽东却受排挤。但是，在同蒋介石长期斗争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保卫根据地和反“围剿”战役中，周恩来开始认识到，毛泽东富有创造性的战略——把农民组织起来，以农村包围城市——是挽救中国革命的唯一办法。遵义会议上，他主动检讨自己，批判极左路线，支持毛泽东。之后，周恩来与毛泽东共事长达40多年，辅助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惊天伟业。       志同道合，维护领袖的权威。在重庆谈判期间，曾有记者问周恩来：“周先生，过去你曾在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人领导下工作，现在又在毛先生领导下工作，你怎么解释你的这种变化？”周恩来回答：谁能代表人民和革命的根本利益，我就选择谁。我拥护毛主席是因为他最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周恩来甘当配角，忠于领袖不是为了什么个人利益，也不是愚忠，而根本在于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在于以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基础。他对毛泽东的领导能力和领袖地位是心悦诚服。
      中共在革命时期是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军事才能是决定谁成为领袖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中共领导层，是周恩来最早就把毛泽东当作一个军事天才来看待，最早支持毛泽东的思想路线。1929年朱毛领导的红四军领导内部在建军思想和原则上曾经有过分歧，毛泽东被迫离开过红四军领导岗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事部长，实际上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讨论了红四军情况。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的思想路线。红四军前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召开了“古田会议”，确立了正确的建军路线，选举了毛泽东为书记的新前委，成为中国人民军队建军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受到排挤，周恩来却尽力争取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作战。他在给中央局的电文中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经过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的正反经验教训，使周恩来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注定需要一位深谙中国各阶级各阶层的状况和习性，以及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和运行规律，而且具有杰出军事才能和超凡魅力的人来领导才能成功。只有毛泽东能使红军重整旗鼓，也只有他能扭转局势。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用他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在这场激烈争论中对“左”倾军事路线的系统批评，并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今后红军的军事行动。尽管中央常委在会后进行分工时，决定“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上的帮助者”，但周恩来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他对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绝对信赖，对毛泽东的杰出才干深信不疑，自觉退居助手地位，让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正是周恩来这种以大局为重、宽大博广的政治胸怀，才确保了遵义会议后逐步形成毛泽东对全军，乃至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
延安时期，周恩来又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在政治上纵横捭阖的能力。1943年8月，他在回到延安的演说中说：“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从此，周恩来终身坚定不移地拥护毛泽东，维护毛泽东的领袖权威，贯彻执行毛泽东的路线。
      在助手的位置上，周恩来功高不自居，手握大权不越位，总是自我裁抑，竭力维护毛泽东的权威。遵义会议以后，周恩来为了让毛泽东集中精力思考战略性的和理论上的重大问题，常常有意识地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管理者的角色。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如此。周恩来多次对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说，毛主席听汇报看文件只记几个大数就够了，我是办具体事的，要记一些具体数字。有一次，一位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问他，为什么不做些理论工作。周恩来严肃地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的。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1959年9月16日，周恩来设宴招待来京参加国庆10周年献礼演出的江西省话剧团和江西省歌舞团的全体成员，出席宴会的有邓颖超、贺龙、陈毅等，同周恩来在一桌的有刘云和歌舞演员石坚等。吃饭时，石坚请周恩来看《八一风暴》。周恩来说：“写我的我不看，要歌颂毛主席，不能歌颂我。”刘云补充说：“总理在戏中不出场，请总理看戏，提提意见。”周恩来有几分严肃地说：“要歌颂毛主席，不能歌颂我。” 1964 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中央组织排演的大型歌舞《东方红》，周恩来亲自担任了组织领导工作。这部全景式表现当代中国革命历史的艺术作品却没有表现南昌起义。事实上，创编小组最初思路，也要写南昌起义，却被周恩来坚决否定了。周恩来指出，这部革命史诗一定要突出表现毛泽东对当代革命的正确领导和卓越贡献。有一次，陈毅对周恩来说:“你这个总导演太霸道了，其他领导同志的事迹都表现了，唯独你自己的事，一点也没有。提意见，你还不听。”最后，在大家的一再要求下，周恩来才勉强同意了在朗诵词中加上绝无仅有的一句——“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
      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在周恩来和毛泽东数不清的单独会面中，凡是周恩来提出、被毛泽东采纳的正确意见，周恩来公开传达时总说是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到灾区视察、慰问，总要讲“毛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慰问大家”。1962年6月，周恩来视察吉林延边，群众欢呼起来，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脱口说：“各族人民群众是多么热爱总理啊！”周恩来立即纠正道：“这是毛主席的威望，党的威望。”在与外宾谈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时，周恩来总是强调毛泽东的领导作用。在历次公开的重大活动中，周恩来总是突出毛泽东的形象，把聚光灯的焦点对准毛泽东。当两人同时露面时，周恩来总是退居不显眼的位置，让毛泽东挂帅唱主角。1969年中共召开九大时，他特意要求摄影人员把镜头集中在毛泽东和群众身上，至于自己有一两个镜头就够了。他还告诫摄影人员做到“又红又专”，争取用最快的速度照出毛泽东的最佳形象，如果毛泽东太长时间暴露在灯光下，会有损健康的。在周恩来面前，任何损害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图谋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1964年11月，周恩来率团出访莫斯科时，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粗野地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会把毛泽东搞掉的，只是时间未到。”周恩来就此事向苏方提出抗议，指出这是苏方在挑衅，同时马上报告了毛泽东。       忠实尽责，同心协力干事业。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中国革命没有毛，就决不会燃起火来。而没有周，它就会烧光。”这句话道出了毛、周之间差异互补、相辅相成的关系，也说明了周恩来的作用。郭沫若曾经说，毛、周两人是“同心、协力、共命”的关系。毛、周两人的“协力”是和而不同的协力，是差异互补的协力。儒学大师马一浮曾在中南海怀仁堂挥笔写下两副诗联，分别赠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赠毛泽东的诗联是：“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赠周恩来的诗联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 透过这诗联，人们看到的毛泽东是提出理论、原则，绘制新中国发展蓝图的人。周恩来是将原则具体化、目标步骤化，使设计蓝图进入可行性操作之中的人。马一浮以其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用两副诗联表达了对毛、周之间协力合作关系的深刻认识。
      毛泽东早已看到这一关系，对周恩来充分信任。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后来，毛泽东向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介绍说：“周恩来很有才干，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他比我强，很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灵活地解决问题。”
      周恩来尊重毛泽东，服从毛泽东，坚定不移、不折不扣地执行毛泽东的路线、方针、政策。但不是盲目服从，机械执行，而是在配角位置上忠实履行职责，创造性地工作。周恩来扮演着两个角色，一是在政策决定之前当顾问，二是在政策决定之后当执行者。作为中共的核心领导成员，前后半个世纪，周恩来参与过中共中央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几乎所有重大决策，他思想深邃，善于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他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统战、科技、教育和文艺等方面提出的许多建设性观点，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策起了重要作用。他还是实施这些决策的重要组织者和指挥者。毛泽东扮演的是总战略家、理论家、总决策者的角色，周恩来扮演的是总管家、实干家、总执行者的角色。毛泽东在许多事情上都是管方针、路线，管决策，至于怎样去具体落实，全交给周恩来。       建国前，中共对外所有的重大谈判、交往活动都是由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集体讨论决定，然后主要交由周恩来等具体执行的。即使是1945年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虽然谈判的方针、决策在毛泽东主持下于延安早已确定，但具体谈判事宜仍由周恩来主持与对方进行。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主管外交工作，对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拓展中国的外交空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提出的“求同存异”、“以民促官”等外交思想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外交空间，而且在理论上也是对外交学的重要贡献。在转战陕北及在西柏坡的日子里，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世界上最小最简陋的指挥所里运筹决策，指挥着全国解放战争。毛泽东主战略思考，周恩来主组织实施，二人配合得天衣无缝。凡是毛泽东下定决心作出战略决策之后，如何组织部署、如何贯彻执行都由周恩来具体来抓；无论是前方还是后方，无论是后勤供应还是部队调动，都离不开周恩来的具体组织指挥。
建国后为搞好国家水利建设，毛泽东以雄伟的气魄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治理、开发、保护江河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高峡出平湖”、“一定要根治海河”、“南水北调”、“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兴修水利、保持水土”等。周恩来总是积极稳妥、周到细致地组织、实施这些战略目标，善于将务虚与务实、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步骤、远景与近期、战略与战术结合起来，并鞠躬尽瘁地进入实际操作之中。他多次到黄河长江实地调查研究，制定具体的治水措施并抓好落实。
      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对新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周恩来对毛泽东十大关系思想的形成、阐释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毛泽东十大关系思想形成过程中，周恩来参与了最高决策层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和讨论会，周恩来对几个关系问题提出了重要看法。《论十大关系》发表后，周恩来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会议上对毛泽东的讲话进行了传达、阐释和发挥，在工作中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他提出的“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科技发展的关系，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反对急躁冒进，保护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等观点，就是“十大关系”的重要的补充和发展。
      在1972年中美握手的重大外交事件中，总决策者是毛泽东，具体做好这件事的是周恩来。尼克松回忆说：“谈到具体的国际问题，毛在1972年会晤时一开头就说，‘那些不是应该在我这里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讨论。我讨论哲学问题’。我们会谈中触及了最高领导议程上的一系列问题，但是都是从哲学角度谈的。最有趣的是，在我此后同周的所有会晤中，他常常提到毛所谈的话就是他在谈判中所持立场的指南。”
      领袖也不是完人，错误和缺点再所难免。周恩来对领导负责，善补漏洞，首先服从领袖，然后以善取胜。积极向上反映自己的意见，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影响，说服领导认识并纠正错误；在领导没有采纳自己的意见前，按原则执行决议，执行中积极采取措施，把可能的损失减到最低程度。1956年，针对经济工作中的冒进倾向，周恩来以“抗大流”的精神力主采取降温和减压的方针，他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时，毛泽东提出要追加20个亿预算，他坚决不同意，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公开地批评反冒进，周恩来在大会上做检讨。他写检讨，内心充满矛盾，写不下去。据当时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他写检讨，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内心一定很复杂。他在检讨里，第一句话就是：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后来，“大跃进”运动的负面影响，照成了国民经济严重失调。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周恩来在国务院审议国家计委报告时，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在毛泽东支持下，他采取一系列正确政策和果断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调整。1962年底，全面调整工作初见成效，国民经济在连续两年大幅度下降后开始上升，到1964年全面好转，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毛泽东在实践中认识到周恩来领导经济建设的卓越才干。他在《十年总结》一文中写道：“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关心体贴，建立纯洁同志友谊。志同道合是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精诚合作的思想基础，真诚的感情沟通是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协同互补的精神支柱，而感情的建立离不开相互间关心体贴、支持帮助。领导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也需要关心，也有人情。所以领导班子之间如果互相关心，以情感动，无疑对融洽彼此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益处。当然这种关心是同志间的友谊而不是和吹牛拍马的酒肉朋友。周恩来是一个情商很高，善于为人处事的人。他对毛泽东从各种细节上体察入微，关心爱护，毛泽东对周恩来也是关怀备至，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使他们建立了纯洁坚强的同志友谊。
      周恩来一生却是为毛泽东操尽了心。据警卫人员回忆，1945年周恩来陪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周恩来亲自负责毛泽东安全保卫。他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布置任务:毛泽东的警卫由陈龙和龙飞虎负责。跟随毛泽东外出活动，不得稍离片刻。颜泰龙跟周恩来行动。周恩来不离毛泽东左右，出则同车，停则同坐同息，吃则同食。每次出动，周恩来紧挨毛泽东，左右身后高度警戒着三条龙：陈龙、龙飞虎、颜泰龙。毛泽东踏上重庆的土地那一刻，周恩来对保卫人员讲的第一句话是：“主席到了，再不要管我，你们都要全力以赴去保卫毛主席。”毛泽东到重庆，去过多少地方走过多少路？周恩来就是这样一里一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布置安全保卫。明确每个人责任，把毛主席的安全点滴不漏地安排严密扎实。那段时间，周恩来实在是充当了毛泽东的第一大警卫，衣食住行，样样亲自抓，亲自安排检查。当毛泽东独自看文件或休息时，他亲自在走廊里警卫巡察；怕打扰毛泽东，脱掉鞋袜，就那么光着脚丫在走廊里轻轻地，缓缓地走。毛泽东要走的路，他先蹚一遍；毛泽东要过浮桥，他先踩一遍；毛泽东要住的房子，他先里外查一遍；毛泽东睡的床，他先躺一躺，还要看看床褥下有无危险潜藏。饮食也是件大事。毛泽东从延安带来一个小鬼，负责做饭。工作人员就在住的房子后面搭起个小棚子，让这个小鬼在那棚子里做饭。食品和蔬菜不专门上街买，就用我们大食堂做饭的米面蔬菜。周恩来说：“饭菜不在好坏而在安全。没有毒就行。”参加宴会更容易出事，周恩来反复强调的就一条：不许给毛泽东吃独食，搞特殊。大家吃什么，就跟着吃什么；至于酒，不论敬来多少，周恩来统统代替喝完。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目睹周恩来一杯接一杯地往嘴里倒酒，好几个人都哭了。那是真正拿命来保卫毛主席啊！就是怕酒里有毒。工作人员说：“恩来关心主席都关心到家了，我们谁也比不了”。转战陕北期间，周恩来坚持和毛泽东住一个院子，以便随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他早晨有清嗓的习惯，出门嗓子痒，捂着嘴跑回屋子才咳出声，怕在院子里咳惊动毛泽东。建国后，毛泽东在颐年堂开会，他要先去检查，像战争年代一样不放松警惕。甚至毛泽东的车门没关严，记者照相的闪光灯刺了毛泽东的眼，毛泽东乘车驶过的地方有个人影他也要去追查，真可说关心爱护得入丝入毫，点滴不肯漏过。新中国建立后，从开国大典到文革期间，毛泽东到天安门参加活动，周恩来一定要提前到场，亲自检查各种准备工作。从桌椅的摆放，排列座位到饮食卫生、安全保卫都要细细检查一遍。然后，按照毛泽东入场路线走一趟，边走边留心观察有什么不妥之处。他对毛泽东的脾性、习惯太熟悉了。记得有次毛泽东接见客人，周恩来事先到场“演习”，走一趟，发现地毯边有根电线，他就指着说：“主席会从这里走，这根线弄到地毯下面去，不要绊了主席。”后来毛泽东到场接见客人，走的路线果然同周恩来“演习”走过的完全一致。 
      1973年春，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身患重病的老人，外交活动达到了高潮。而此时，毛泽东患白内障多年的眼睛，视力急剧下降。越来越讨厌耀眼的摄影灯在他书房里闪来闪去。周恩来非常着急，他除了及时了解病情和指导眼科专家的会诊外，还告诉摄影记者拍摄毛泽东和外宾会见的照片时间，必须严格限制在3分钟以内，多1分也不行，时间一到立即关灯。另外，周恩来还将自己使用多年的一副眼镜送给了毛泽东。他在写给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一封信里说：
“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
      1975年8月，医生决定为毛泽东做白内障摘除手术。这种手术属于一般性的小手术，但周恩来仍然不放心。尽管他自己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但却坚持要到手术现场。为了不干扰毛泽东的手术，周恩来和其他几位领导人提出不到手术室，不与毛泽东打招呼，几个人坐在手术室外的大厅里，一直等毛泽东手术做完之后才放心地离去。毛泽东的手术像周恩来预期的那样，非常成功，他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感情是非常真挚而深厚的，即使在弥留之际，还惦念着毛泽东的病情。据秘书和医护人员回忆：周恩来卧床不起后，特别是他病危后从昏迷中醒来时，曾多次抚摸毛泽东像章和诗词，曾多次询问毛泽东现在住哪里？身体怎么样？有一天，他醒过来，用微弱的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讷讷地问医生：
      “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
      “没有大的变化。”医生小声报告。
      “只要主席健在，我就放心了。”周恩来说完后，又昏迷过去了。
      毛泽东对周恩来也是体贴入微。1965年，医生发现周恩来患心脏病时，毛泽东即关心地请他“工作量减少一点，少看一点儿文件”。周恩来患癌症后，毛泽东又多次劝他“安心养病”，“节劳，不可大意”，并提出请邓小平出山，主持日常工作，以减轻周恩来的负担。1972年，周恩来已经出现便血的病象。5月18日，周恩来经京、津、沪三地的著名专家确诊为膀胱癌后，立即报告毛泽东。当毛泽东展开医生的报告单，一字一句地看完时，他的心情是那样的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紧皱着眉头的脸上。毛泽东亲自指示由叶剑英、邓颖超、汪东兴和张春桥领导医疗组的工作。1974年2月，四届人大开过后，周恩来由于过度劳累，病情继续恶化，每天便血不止。毛泽东得知后，非常伤感。他躺在床上忍受着近乎失明的痛苦，费力地一字一句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3月20日，周恩来用颤抖的手亲笔致信毛泽东：
      “主席：最近4年来，我的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但因消化系统好，未进行肠胃检查。这两年又因膀胱癌出现，尿中有血，易于计量和检查，故医疗力量集中于治疗膀胱癌。现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3次电烧，已能稍稍控制……今年开会后(注：指四届人大)，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经此癌肿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40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的地方。……”
      那是1935年7月28日，周恩来随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到达松潘毛儿盖。就要进入草地了，这将是最艰难的一段路程。
      这时，周恩来病倒了。他高烧不退，几天来一直处于昏迷中。当时毛泽东决定让邓颖超从休养连调到总部帮助照顾周恩来，并指示医生全力抢救治疗。
      经医生检查，并结合临床表现，确诊为“阿米巴痢疾”。根据医书记载，这种病死亡率极高，只有个别患者在化脓部位与肠接触的地方穿孔，脓液经肠子排出体外而得以生存。
      当时，根本没有做穿刺和开刀手术的条件，于是，医生们决定除了让周恩来服用易米丁药之外，还采用了古老的“冰敷”疗法，以挽救周恩来的生命。
      周恩来给毛泽东的这封信，又重提此事，说明病因，读起来使人心如刀割。
      信的末尾还写道：
      “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病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在去年两次开刀后，我曾托王(海容)、唐(闻生)两同志转报主席……但如需再次开刀，我还受得了。现在要好好地作此准备。”
      几天后，毛泽东批准了对周恩来的治疗方案。自从周恩来患病，毛泽东一直关心和惦记着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每次审阅有关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他总是特别认真。这期间，毛泽东一度因白内障不能看东西，当工作人员给他读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他听得格外认真、细致，居然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施行第几次手术等。
      毛泽东住处的沙发，原来的又大又笨，坐垫比较硬。对于长时间坐着不动的老年病人来说，很不合适。因使用这种沙发，毛泽东背上长起了褥疮。工作人员给他另设计一种，坐垫是用海绵做的，下面钻了很多蜂窝形的小孔。毛泽东坐在新沙发上摇了摇，说：“这种沙发好多了。原来的那种沙发又高又大，像我这样高的人坐上勉强可以，脚能着地，像总理坐上去就不舒服。他的脚就得悬着。”他嘱咐工作人员：“总理现在生病，给总理送一个去。”
这期间，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令人担心。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在她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他讲话困难，仅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了。” 
      1976年1月8日。毛泽东几乎一夜未合眼，此时他正卧床，侧身看着文件。负责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耀祠急匆匆地赶到游泳池毛泽东卧室，将周恩来逝世的噩耗报告了毛泽东。
中央考虑到毛泽东病重，便没有安排他参加有关周恩来逝世的一切活动。
      据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中，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或许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我心里许多时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像孩子般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悲伤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有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走不动了。”
毛泽东这时已站不起身，他不愿意让人们看见他举步维艰，离不开轮椅，不能讲话那种晚年的病态和痛苦的心境。
      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的情绪非常不好，烦躁不愿讲话。只是借助刚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阅读。这时，他虽然能自己看书、看文件，但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两只手颤抖，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量了。为了满足毛泽东那艰难的阅读需要，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要帮他举着书或文件。看得出来，此时他似乎只能从书本和文件中摆脱一切痛苦。
      有一天，毛远新告诉毛泽东，上海的一些颇有影响的人物贴出了令人不安的大字报。大字报上说，邓小平在悼词中把周恩来赞颂得过分了，“结论应该推翻”。
      毛泽东给明确的答复：攻击周恩来，人民一定不会答应。在周恩来追悼会上所作的悼词，其结论是不能改变的。要推翻这个结论，人民是不会赞成的。
      毛泽东对与他共事近半个世纪的周恩来是深信不疑的。他了解周恩来，信任周恩来，也知道人民爱戴周恩来，所以他不容许任何人诋毁周恩来。